也紧紧拧着，嘴唇不时神经质地翕动，像是在和某个看不见的梦魇搏斗。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重复提到的名字，或者事件？”陈国锋问。
护士长翻看了一下手里的记录板：“一直念叨‘薇薇’、‘粥’、‘毒’……还有‘悦悦’……说‘错了’、‘都错了’……具体逻辑很混乱。”
陈国锋和李振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们需要和他主治医生谈谈。”
“赵医生在办公室，这边请。”
医生办公室简洁到近乎冰冷。赵医生是个四十岁左右、表情严肃的男人。
“急性应激障碍继发的精神分裂样症状，伴有严重的被害妄想和自罪妄想。”赵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专业而冷淡，“他内心积压的巨大恐惧和罪恶感，在特定刺激下（比如被捕和u盘事件）彻底爆发，击穿了心理防御机制。他现在完全活在自己的妄想世界里，现实检验能力丧失。”
“能恢复吗？他的口供还能不能作为证据？”李振急切地问。
“很难说。即使药物控制下症状缓解，他的认知和记忆也可能永久受损，尤其是关于案发前后的关键细节，很可能被他的妄想扭曲得面目全非。法律上，他的作证能力基本丧失了。”赵医生顿了顿，补充道，“而且，从他的呓语里，我感觉……他似乎认为自己才是被陷害的那个，反复说‘粥不对’、‘不是那样的’。”
陈国锋目光微凝。这和周承崩溃时嘶吼的“调包”说法隐隐吻合。
“我们可能需要调取你们这里的监控，尤其是他病房外的公共区域监控。”陈国锋提出要求。
赵医生似乎有些意外，但还是点点头：“可以。我让人带你们去保安室。”
保安室的监控画面单调而重复。隔离观察区的走廊大部分时间空无一人。快进，播放。
几个小时枯燥的画面过去。
“停！”陈国锋突然开口。
画面定格。时间显示是昨天深夜，凌晨一点左右。一个穿着宽大清洁工制服、戴着口罩和帽子的身影，推着清洁车，慢悠悠地经过周承的病房门口。那人身形不高，略显瘦削，低着头，帽檐压得很低，完全看不清脸。
在经过病房门的瞬间，那人的动作有一个极其细微的停顿，头部似乎极其轻微地偏向观察窗的方向，不到半秒，随即恢复常态，继续推车离开。
“这个清洁工，能查到是谁吗？”陈国锋问保安队长。
保安队长凑近屏幕看了看，有些为难：“夜班清洁工就那么几个……但这个……捂得太严实了，看不出是谁。我查一下排班表。”
排班表显示，昨晚负责那片区域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清洁工。保安队长立刻用对讲机呼叫。
几分钟后，对讲机里传来回复，说那个女清洁工声称昨晚肚子不舒服，大概凌晨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左右，离开过岗位大概半小时，去休息室喝了点热水趴了一会儿。她以为那个时间段没人，就偷了个懒。
“半小时……”陈国锋盯着屏幕上那个模糊的身影，“足够做很多事了。”
“陈队，你觉得这是……”李振压低声音。
“那个信号源。”陈国锋眼神锐利，“技术队最后锁定的匿名信息源大致位置，就是这里。时间也吻合。”
他们立刻调取了医院周边以及内部其他几个可能角度的监控，追踪那个“清洁工”的轨迹。对方显然极其熟悉监控盲区，身影在几个关键路口一闪而过，最终消失在医院西侧一个通往老旧家属区的小门附近，那里没有监控。
线索似乎又断了。
与此同时，对秦悦的审讯也进行得极其不顺利。
她充分发挥了孕妇的弱势身份，哭诉、晕眩、身体不适，律师寸步不离，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