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令甫以三寸之舌，免江南百万黎民于战火，此乃社稷之功！其求翻案，非为私利，是求为父雪冤，为母姊兄弟求一线生机，此乃人伦大义！先帝圣明，然圣明亦难免为奸佞所蔽。”
“当年此案牵连甚广！如今官家即位，太皇太后垂帘，正宜拨乱反正，廓清朝堂！若因循守旧，坐视忠良蒙冤，骨肉分离，岂是仁君圣主所为？岂是朝廷待功臣之道？此非动摇国法，实乃匡正国法，彰明公道！”
开口之人，竟是苏轼！
前几年，他因反对新法，屡遭贬谪，但其才名颇高，仍是旧党中的重要人物数月前，朝廷局势还处于调整阶段，他被重新启用，受任登州知州。
结果刚上任五日，京中人事安排就有了新的变化，又调他回京任礼部郎中，说来也是才回京不久。
方才听范纯仁提起赵令甫，他便留心在听，毕竟两人之间还算有些缘分。
尤其是前二年乌台诗案爆发后，此子不避流言，甚至作词替他鸣不平。
苏门学子，虽未与其谋面，但大都将之引为同道，甚至苏轼本人还同他通过书信。
今日闻听此事，他便愈发同情赞叹起那个少年，忍不住站出来为其张目。
至于说会不会因此开罪司马相公，他向来不大在意这些，否则这些年也不至于屡屡遭贬。
司马光听罢，果然心有不悦。
他与苏轼虽同为旧党，但政见其实也不完全相合。
比如他主张彻底废除新法，而苏轼则认为应保留新法中合理部分，比如免役法中的部分内容，甚至对旧党全盘否定新法的做法也有不满。
所以准确来说，苏轼是两头都不落好，所以在文坛闯下偌大名头，仕途却混得磕磕绊绊。
都不需要司马光亲自开口，等苏轼说完，立时就有的门生故旧出言反驳，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最后竟在大殿之中吵嚷起来。
旧党大臣多支持司马光，认为翻案有损神宗威信，易启乱端。
而新党与一部分旧党中的温和派，则认为此乃收拢人心、彰显新朝气象的良机。
还有一些中立派则保持沉默，静观其变。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争论愈演愈烈之际，一个沉稳有力的声音响起，如同洪钟，瞬间压过了殿内的嘈杂：“臣，章敦，有本启奏！”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章敦身上。
这位新党的旗帜性人物，虽因“元佑更化”失去相位，转任枢密使，但其在朝中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他面容方正，目光炯炯，不怒自威。
手持笏板，先向御座和珠帘后躬敬行礼，然后声音清淅而坚定道：“陛下，太皇太后！赵世居案，乃先帝朝旧事，距今已逾十载。”
“当年案情复杂，牵连甚广，先帝震怒之下，雷霆处置，自有其缘由。”
“然，法者，国之公器也！贵在公允，明在察情。若因案涉先帝，便讳疾忌医，明知其或有冤抑而不敢纠，任由忠良含恨九泉，遗属流离失所，此非维护国法尊严，实令国法蒙尘！”
他说话时，语调并不激昂，也并未用情绪裹挟，只是平静地据实以陈。
但此言一出，态度已见分明，连司马光都皱紧了眉头。
赵世居案在当年闹得沸沸扬扬，吕惠卿拼了命地借机打压老恩师王安石，差点将新党内部一撕两半。
这桩旧事，说起来也并不复杂，宋神宗心向变法，却又缺了点护住新党的实力，所以王安石两次拜相又两次罢相。
在他第一次罢相以后，他的学生吕惠卿就等于是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新党领袖。
可谁想到，不到一年，王安石又重新起复了！
一个党派，总不可能有两个领袖，吕惠卿既然坐上了那个位置，岂能甘心轻易让位？
即便是老恩师回来也不行！
结果王安石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