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走回来，在桌边坐下，“你妈信里说，老家一切都好。你爸在厂里又评了个先进，你弟弟妹妹们也好好的。”
她把信纸展开，又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周秉文。“你妈问你好不好，如果你方便的话，下封信你自己写回去。”
周秉文沉默了一会儿。
他看着大姨手里那张信纸——泛黄的纸，蓝墨水的字迹，是母亲的字。
他能想象母亲坐在潮州家里那张八仙桌旁边，就著煤油灯的光，一笔一划地写字的样子。
她大概写得很慢，每写一句都要停下来想一想。
“大姨，”周秉文开口了，“还是你来回信吧，就说大家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让家里不用担心记挂。信里不要提我的名字。”
他顿了顿，似是想到了什么。“回头要寄信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块表，你帮我和信一起寄回去。我妈就明白了。”
大姨看着他。“为什么？”
“你知道我是知青下乡，然后半路偷偷跑出来的，才刚过去没多久，如果传出我偷渡来香港了，担心影响家里。”
“那块表是我爸的，来的时候我妈交给了我，只要一起寄回去，我妈看到就明白我平安到达香港了。”
“你说的对。我帮你回信，就按照你说的来写。”
周秉文点了点头。“多谢大姨。”
“谢什么。”大姨把信放回抽屉里，重新坐下来端起碗，“你妈知道你过得好，她就安心了。”
晚饭吃完，周秉文帮大姨收拾了碗筷，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大姨，姨丈，我回去啦。”
“好。路上小心。”大姨把他送到铺子门口，“有时间就过来吃饭。”
“嗯。”
夜里的川龙街比白天安静得多。
路灯昏黄，把街道照得半明半暗。
周秉文回到出租房里躺下，心中又踏实了一些。
明天还要出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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