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一夜破城。
潭州城外，三万精锐崩了。
刘隐闭上眼睛，手指无意识地捏着一颗白子。
差距太大了。
不是兵多兵少的问题，不是甲厚甲薄的问题，甚至不是那个什么“天雷”的问题。
他想起了那称作报纸的事务。
薄薄的一张麻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着字。
报纸上登着市面上的粮价、盐价、布价，精确到每斗几文钱。
登着刘靖治下各县的田赋税率。
十抽一，过税一纳，概不重征。
登着各州县丈量田亩的公示结果，精确到每家每户几亩几分几厘。
甚至还登着一则告示：某县某胥吏因私收“斛面钱”被革职下狱，永世不得叙用。
一张报纸。
刘隐看完之后半晌没有开口。
他治下的岭南呢？
粮价多少？他不知道。
盐价几何？他也不知道。
各县隐田有多少？更不知道。
这些事情，他的幕僚知道一些，他的州县佐吏知道一些，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个精确的数目。
因为不需要精确。
岭南的规矩跟天下所有藩镇一样。
上面定个大数，下面层层加码，到了黎庶头上翻几番，全凭胥吏一张嘴。
而刘靖呢？
他把这些数目印在报纸上，贴在衙门口，刻在石碑上。
谁都看得见，谁也做不了手脚。
一个能把报纸当武器用的人。
一个把田赋精确到“几分几厘”的人。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兵多兵少能弥补的。
那方“天策上将”的私印，如今还锁在暗匣里。
刘隐忽然觉得可笑。
可笑得很。
刘龚是第四天回来的。
他没有骑马，徒步走进了节度使府的节堂。
甲胄早就丢光了，身上穿着一件不知从哪个溃卒身上扒下来的缺胯衫，沾满了泥浆和干涸的血渍。
左臂吊在胸前，用一根脏兮兮的麻布条缠着。
那是在连山峡谷里被碎石崩伤的，骨头没断，但皮肉翻卷得厉害，一路上没有药石，已经开始发臭。
刘龚在节堂门坎外面站住了脚。
他看见了兄长。
刘隐坐在正堂的紫檀靠背椅上，手边搁着一碗已经凉透的茶。
脸上没有怒色，也没有失望，只是一种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的平静。
这种平静，比暴怒更让刘龚害怕。
“阿兄。”
刘龚的嗓子又干又哑。
他抬手想行叉手礼，扯动了左臂的伤口，痛得牙关一紧，额角沁出冷汗。
他没有辩解。
没有推诿张佶如何狡诈、峡谷地形如何险恶、前锋如何冒进。
这些话他在回来的路上想了一千遍，到了这扇门前，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他只是单膝跪了下去。
额头触地。
“末将丧师辱国，请阿兄治罪。”
堂内安静了很久。
久到刘龚的膝盖开始发麻，久到他能听见屋檐下有一只不知名的虫子在叫。
刘隐的目光落在了弟弟的左臂上。
那根缠着伤口的麻布条已经变成了灰褐色，边缘发黑发硬，那是血和脓液干涸后留下的颜色。
伤口的臭味从三步之外就能闻到。
刘隐没有皱眉。
也没有露出心疼的神色。
他见过太多伤口了。
战场上被砍断手脚的、被流矢穿透肚肠的、被烈火烧得面目全非的，他全见过。
弟弟这点伤，比起那些，不算什么。
他忽然发现了一件事。
刘龚的鬓角多了一缕白发。
半个月前出征的时候，还没有。
过了许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