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杰没回答，只是慢慢喝着汤。他能去哪儿？所有联络点都断了，老鹰拿走了图纸，军统这条线彻底结束。地下党那边楚君应该已经到苏北了，但他不能去。他的脸在上海滩太“熟”，76号、特高课、甚至日本商社的人都见过他。
他现在是“死人”。报纸上登了，“前76号电务处技术专员高志杰，乘船赴港途中遭遇风暴，不幸罹难”。
一个死人，能去哪儿？
“如果你没地方去，”施密特忽然说，“我在法租界有套小公寓，空着。钥匙在这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钥匙，放在托盘边上，“地址是福煦路1027号，三楼。但你记住——我不会再出现，也不会再帮你。这是最后一次。”
高志杰盯着那把钥匙，很久才开口：“为什么？”
“因为我还相信人性。”施密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白大褂的衣领，“也因为，我妻子如果还活着，她会希望我这么做。”说完，他转身离开，门再次轻轻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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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苏北。
林楚君坐在窑洞口的木凳上，戴着耳机，手指在电键上快速敲击。她的动作还有些生疏，偶尔会敲错码，但比起一个月前已经熟练太多。
“小林，歇会儿吧。”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端着搪瓷缸走过来，递给她，“喝点热水。”
“谢谢张姐。”林楚君摘下耳机，接过缸子。热水很烫，她小口小口喝着，热气模糊了视线。
“想上海了？”张姐在她旁边坐下，也端着个缸子。
“有点。”林楚君诚实地说。她确实想念——不是想念百乐门的舞会，不是想念霞飞路的咖啡馆，而是想念那个人，想念那些并肩作战的夜晚，想念他修长的手指摆弄那些精巧机械时专注的侧脸。
“正常。”张姐笑笑，“我刚从上海过来时，连着半个月梦见外滩的钟声。但你看现在——”她指着窑洞外一片忙碌的景象，战士们正在操练，老乡们赶着驴车运送物资，远处的山梁上红旗在晨风中飘扬，“这里才是我们的家。”
林楚君点点头。她明白。这里的人说话有口音，吃的是粗粮，睡的是土炕，但她能睡踏实觉——不用时刻警惕门外的脚步声，不用在舞会上强颜欢笑，不用担心说错一句话就暴露身份。
可她心里总有一块是空的。
“张姐，”她忽然问，“你说如果一个人为了完成任务，必须抹掉自己所有的痕迹，甚至连最珍视的东西都要亲手毁掉，他会是什么感觉？”
张姐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看着她：“他会痛苦。但痛苦之后，他会明白——有些东西比个人的珍视更重要。就像你和我，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不也是抹掉了在上海的身份和过去吗？”
林楚君低下头，看着缸子里晃荡的水面。水面倒映出她的脸，比在上海时瘦了，也黑了，但眼睛里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明白了。”她轻声说。
远处传来集合哨声。张姐拍拍她的肩：“走吧，上午还有译电训练。政委说最近敌占区的情报量很大，我们得抓紧学。”
林楚君重新戴上耳机，手指抚过冰冷的电键。这个动作让她想起高志杰调试控制器时的样子。他总是那么专注，那么孤独。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敲击电键。滴滴答答的声音在窑洞里回荡，像心跳，像密语，像那些永远不能宣之于口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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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上海教会医院地下室。
施密特来给高志杰换药。绷带拆开时，伤口暴露在空气中——红肿，边缘有些发黄，是感染的迹象。
“情况不太好。”施密特皱着眉，用镊子夹起沾了碘酒的棉球，“你得有心理准备，如果感染扩散”
“我撑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