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地上，双手插进花白的头发里，发出野兽般的呜咽。
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墙角垃圾堆里，一枚被丢弃的、似乎是某个部门作废的旧印章。一个疯狂、危险、足以让他万劫不复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了他的脑海。
夜深人静，女儿睡着后，他躲在厨房里，就着昏暗的灯光，找出一块从废料场捡来的橡皮。他用他那双曾经精密校准过机床零件的手，握着小小的刻刀，手抖得厉害。刻刀划破了他的手指，血珠渗出来，染红了橡皮胚子。他不在乎，仿佛那疼痛能缓解心里的煎熬。他一刀一刀地刻着，刻的不是公章，是他和妻子摇摇欲坠的生路。那枚粗糙伪造出来的公章，印泥似乎都带着他指尖的血色。
第一次拿着伪造的单据去“结账”时，他的心跳声大得盖过了医院所有的嘈杂。收费员是个面无表情的中年妇女，只是习惯性地接过单据，盖章，录入系统。当那个“已结算”的图章盖下去时，张卫国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抽空了一部分。他成功了，妻子可以继续透析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无边无际的恐惧和负罪感。
此后的近四年里，他活得像一个幽灵，游走在医院光鲜亮丽的表面和自身道德拷问的深渊之间。他精心计算着“使用”的频率，生怕引起怀疑。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对妻子和女儿的笑容都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和心虚。每次看到妻子因为透析而暂时缓解痛苦、脸上露出一丝血色时，他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既欣慰又刺痛。他知道，这偷来的时光，是用他的灵魂和巨大的风险换来的。
纸终究包不住火。医院系统升级，漏洞被排查出来，那张伪造了无数次的单据模板和那个早已被废弃的科室公章，成了最显眼的靶子。张卫国被带走的那天，很平静，甚至有种解脱。他回头看了一眼病床上虚弱的妻子，妻子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和不解。他对她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像过去无数次那样，示意她“没事”。
案子被披露后，并没有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在很多人看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诈骗案。但当地一家都市报的一位年轻记者，在采访中嗅到了故事背后复杂的人性味道。他走访了张卫国所在的破旧家属院。
邻居们七嘴八舌：“桂兰多好的人啊，病了这么多年，老张伺候得干干净净，从来没听他们吵过架。”“卫国是老实人，要不是为了媳妇，打死他也不会干这事。”“厂子没了，工作没了，要是媳妇再没了，他还有啥奔头？”
社区主任，一位快退休的大妈，红着眼眶对记者说：“街道也给他们家申请过补助，但那是杯水车薪啊。我们都知道他难，可谁想到他会……唉，法是法，情是情啊！”
报道一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下岗工人为救病妻私刻公章骗透析”的新闻，迅速引爆了网络。冰冷的法律条文与炽热的人伦情感发生了剧烈碰撞。
网络上，同情的声音呈排山倒海之势：
——“这要是搁古代，就是义举！法律不外乎人情！”
——“医院为什么不能有点人性化的救助机制？非要把人逼上绝路！”
——“他骗了钱，但他救的是命！而且他也没挥霍，全用在治病上了！”
——“判他刑，就是判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点善！”
也有理性的声音试图辩解法理的重要性，但很快被更汹涌的“情理”浪潮淹没。一份要求“法外开恩”的网络请愿书，短时间内征集了数十万签名。就连受害单位医院方面，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出具了谅解书，部分原因是张卫国案发后，其女儿张小雅表示愿意打工终生偿还这笔钱。
这一切，构成了法庭上那缕“暖阳”的背景。法律做出了它认为最恰当的“让步”。
缓刑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