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煮碗面。”
“面条？打发要饭的？”李建国一把将她推开，“去给我买卤菜，再打一斤酒。”
陈红英看着空空如也的钱包：“没钱了。”
李建国摇摇晃晃站起来，开始翻箱倒柜，终于从陈红英藏在枕头里的内衣中翻出几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那是她攒了一个月，准备给孩子们买冬衣的。
“还说没钱？”李建国把钞票甩在她脸上，扬长而去。
那晚，陈红英在冰冷的阳台上站了很久，看着楼下零星的路灯。三十六岁，她觉得自己已经活够了。
第二天是周六，陈红英送小蕊去少年宫学舞蹈。等女儿时，她在走廊长椅上睡着了，醒来发现身上盖了件外套。
“看你睡得很沉，没忍心叫醒你。”一个温和的男声说。
陈红英抬头，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穿着整洁夹克的男人。他是少年宫的美术老师，叫周明远。之前接送孩子时打过几次照面。
“谢谢。”陈红英把外套还给他，有些窘迫。
“你是李小蕊的妈妈吧？她很有天赋，上次画了一幅‘我的家’，画里有妈妈和弟弟妹妹，但爸爸的位置是空的。”周明远小心地说，“我多嘴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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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英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周明远慌了，递给她纸巾，安静地坐在一旁。
从那天起，周明远成了陈红英黑暗生活中的一束微光。他离异单身，有个女儿跟前妻。他听陈红英说话，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他教她怎么收集家暴证据，怎么申请保护令；他在她加班时，悄悄去学校接她的孩子，带他们吃热乎的饭。
一个月后的雨夜，李建国再次发疯，抄起擀面杖追打陈红英。她逃出门，浑身湿透，下意识拨通了周明远的电话。
周明远赶来时，陈红英蜷缩在便利店屋檐下，脸上有新的淤青。“我不能回去了，他会打死我的。”
那晚，周明远把陈红英安顿在朋友的空房子，又帮她接来了三个孩子。孩子们挤在一张床上睡着后，陈红英第一次向人完整讲述了这十三年的生活。
周明远沉默了很久，说：“起诉离婚，我帮你找律师。他要是威胁你，我有朋友在派出所。”
陈红英哭了：“没用的，他不会同意的。他说过，死也要拖着我一起死。”
接下来的两个月，陈红英带着孩子住在周明远安排的住处，鼓起勇气起诉离婚。李建国收到法院传票后，像疯了一样到处找她，去她娘家闹，去她单位闹，扬言要杀了她和“奸夫”。
开庭前一天，李建国不知从哪里得到了地址，深夜砸门。陈红英从猫眼里看到他血红的眼睛和手里的铁棍，吓得浑身发抖。周明远赶来挡在门前，李建国隔着门咆哮：“婊子，你等着，我弄不死你，就弄死你那三个小杂种！”
那晚，陈红英抱着孩子们，整夜未眠。周明远坐在客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开庭当天，李建国在法庭上坚称夫妻感情未破裂，不同意离婚。法官鉴于双方各执一词，且李建国承诺改正，判决不予离婚。
走出法院，李建国拦住陈红英，凑到她耳边低声说：“你以为逃得掉？这辈子，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那一刻，陈红英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断了。
“必须摆脱他。”当晚，她对周明远说，“不然我和孩子，永远没有安宁。”
周明远看着她绝望的眼睛，沉默了。许久，他哑声问：“你想怎么做？”
他们谁也没明说，但那个危险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了心里。
计划酝酿了半个月。陈红英假装回心转意，搬回家住，对李建国百依百顺。李建国起初得意洋洋，但疑心未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