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倒是多帮帮我啊！”
争吵变得越来越频繁。经济问题、育儿分歧、家务分配每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一场战争。两人性格的差异在压力下被放大：刘明慧情感细腻，渴望沟通和亲密；周建国务实理性，认为解决问题比谈论感受更重要。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一天晚上，刘明慧坐在床边，认真地说。
“谈什么？”周建国没有放下手机。
“谈我们的婚姻。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室友，不像夫妻。”
周建国终于抬头，表情复杂：“明慧，我知道你累，我也累。但婚姻不就是这样吗？过日子而已，哪有那么多浪漫？”
“不只是浪漫的问题，”刘明慧感到一阵无力，“是我们之间没有连接了。你记得上次我们单独聊天是什么时候吗？”
“我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回家还要面对你的情绪，你觉得我容易吗？”周建国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
“所以都是我的错？”刘明慧站起来，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小雅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抱着她的毛绒兔子，怯生生地问：“爸爸妈妈，你们吵架了吗？”
刘明慧迅速擦掉眼泪：“没有，宝贝，快去睡吧。”
但裂痕已经产生，并且正在扩大。
2021年，刘明慧第一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法庭上，她陈述了婚姻中的矛盾与疏离。
“我们性格不合，无法沟通，已经分居三个月。”刘明慧平静地说，但紧握的双手出卖了她的紧张。
周建国反驳：“我们有感情基础，还有两个孩子。我承认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婚姻需要经营，我愿意努力改善。”
法官询问了双方的情况后，认为婚姻尚未完全破裂，给予六个月冷静期，未准予离婚。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离开法院时，周建国对刘明慧说，“为了孩子。”
刘明慧看着不远处的停车场，小雅正带着妹妹在车边玩耍，两个小女孩的笑声清脆悦耳。她的心软了下来。
但和好容易，如初太难。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们尝试过婚姻咨询，尝试过分开旅行，尝试过各种“重燃爱火”的方法，但根本的矛盾依然存在。周建国认为刘明慧要求太多，不够现实；刘明慧觉得周建国情感疏离，像个局外人。
“我们到底为什么还在一起？”2023年的一个雨夜，刘明慧问出了这个问题。
周建国沉默了很久：“为了孩子，也为了这么多年。”
“可是我们不快乐，”刘明慧轻声说，“孩子们能感觉到。”
2024年，刘明慧第二次提起诉讼。这一次，双方都疲惫了。
“我同意离婚，”周建国在调解室里说，“但我要求小雅的抚养权。她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不同意，”刘明慧立刻反驳，“小雅自己说想跟我。而且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分开她们太残忍了。”
法官转向一旁的小雅：“孩子，你能告诉阿姨你想跟谁生活吗？”
小雅已经十三岁，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看了看爸爸，又看了看刘明慧，最后小声但清晰地说：“我想跟妈妈和妹妹在一起。”
周建国的脸一下子白了。
最终，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离婚协议：两个女儿都由刘明慧抚养，共同房屋也归刘明慧所有，周建国享有探视权并支付抚养费。周建国搬出了曾经的家。
分离的日子并不平静。小雅变得沉默寡言，成绩下滑；小悦常常半夜哭着要找爸爸。刘明慧看着两个女儿，心如刀割。而周建国每次探视后的离开，都会引发小悦的一场大哭。
“妈妈，爸爸为什么不跟我们住一起了？”四岁的小悦眼泪汪汪地问。
刘明慧不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