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17日，秋雨连绵的第三天。
西南省会江州市北郊的派出所里，墙上的老式挂钟指向下午四点二十分。值班民警老张刚泡好一杯浓茶，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约莫五十岁，身上的蓝色工装洗得发白，裤腿沾着泥点；女人同样朴素，眼圈深陷，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花布包。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神色局促。
“同志，我们……我们想再问问女儿的事。”男人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乡音。
老张认出了他们——林建国和陈秀兰，这是他半个月来第三次见到这对夫妻。他放下茶杯，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长凳：“林师傅，先坐。小刘，倒两杯热水来。”
实习生小刘连忙起身。老张翻开手边的登记簿，上面记录着：林晓雨，女，19岁，江州师范学院二年级学生，于1998年10月3日被报失踪。
“还是没消息？”老张问，虽然知道答案。
陈秀兰的眼泪先掉了下来。“张同志，整整十四天了……小雨从没这么久不联系家里。”她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颤抖着推到老张面前。
照片上的女孩扎着马尾辫，笑容腼腆，背景是师范学院的校门。老张记得这张照片，上次来时他们就已经出示过。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老张翻开记录本，虽然他早已记下了细节。
“十月二号，星期五晚上。”林建国抢着说，仿佛怕妻子说错一个字，“小雨用学校门口的电话亭打来的。她说……说找到一份家教，教两个孩子，一个月两百块钱。”
“两百块？”小刘插话，声音里带着惊讶，“现在一般家教也就五六十块。”
“是啊，我也觉得多。”林建国搓着粗糙的手，“但小雨高兴得很。她说雇主是个姓陈的先生，在市郊有套独栋房子，要找个耐心的大学生辅导一对八岁的双胞胎，周末去两天，包吃住。”
老张的笔在纸上顿了顿：“她有没有说具体地址？”
“说了说了！”陈秀兰从包里翻出一张作业本撕下的纸条，边缘已经磨损，“小雨专门念给我记下的，红星路147号，陈先生。我还叮嘱她，这么高的工资，要问问清楚……”
“她怎么回应的？”
“她说问过了，陈先生解释说孩子基础差，马上要考重点中学的附小，急需要补习。”林建国接过话，“小雨说雇主看起来很体面，戴眼镜，说话和气，像是个老师。”
老张记录着，眉头微微皱起。半个月前接案时，这些信息就让他隐约觉得不对劲，但当时只当作普通失踪案处理——九十年代末，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离家出走、外出打工不告而别的情况并不少见。
“你们后来没再联系？”
“原本说好十月四号，就是那个周日晚上，她做完家教再给家里打电话。”陈秀兰的眼泪又涌出来，“我们等到九点，电话没来。第二天打到学校，她室友说小雨周五下课就背着包走了，说这周末不回来。”
林建国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张同志，这是我们凑的一点钱……能不能请派出所帮我们印些寻人启事？小雨她……她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无缘无故不联系家里。”
老张没有接钱。他看着这对父母，忽然问：“林晓雨在学校表现怎么样？”
一直沉默的小伙子——林晓雨的哥哥林晓军开口了：“我妹妹是公费师范生，成绩在班里排前三。要不是家里困难，她能考上更好的大学。”
“困难到什么程度？”
林建国低下头。陈秀兰抹着眼泪说：“他爸的厂子半年前下岗了，现在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我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小雨的学费是国家出的，但生活费……她每个月打工挣点钱，还要寄一部分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