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我出门,说风头紧。”
那不是关心,是囚禁。
“然后呢?”
“血慢慢止住了,他才给我松绑,包扎伤口。”张建军说,“李秀兰想打120,他拔出刀,说谁打电话就捅死谁。我们就……就都不敢动了。”
“那把刀呢?”
“后来他一直带在身上,折叠刀,不锈钢的,刀刃有十厘米长。”
老陈记下这个细节。
“包扎完伤口,他就逼我们收拾东西。凌晨三点,我们开车离开了临州。”张建军低下头,“那之后,我就知道,周国富已经疯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做生意的表哥,是个……是个亡命徒。”
审讯结束,张建军被带回去时,腿都是软的。
老陈站在走廊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铁门后。
“陈师傅,您信他吗?”小林问。
“这次信了。”老陈说,“那种恐惧是装不出来的。”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东莞警方。
“陈队长,有重要进展!”对方是个姓郑的刑警,声音很大,“我们找到了周国富在东莞的落脚点,是个城中村的出租屋。搜查时发现了这个——”
电话里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
“一本日记,李秀兰的日记!”郑警官说,“房东说租客走得匆忙,很多东西没带走,这个日记本塞在床垫下面。”
老陈的心脏狂跳起来:“内容呢?”
“我们粗略翻了一下,里面详细记录了张建国遇害的全过程,还有李秀兰自己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郑警官顿了顿:“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一定是周国富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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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东莞警方的传真到了。
十几页日记的复印件,字迹清秀但凌乱,有些页被水渍晕染过——可能是眼泪。
老陈、小林、还有队里的几个骨干,围在会议室里,一页页翻看。
日记从1990年11月开始,正是李秀兰住院期间。
“1990年11月10日,住院第四天。周大哥又来看我,带了我最爱吃的苹果。他说王建军不是人,劝我离开他。我不敢,我能去哪儿呢?”
“1990年11月15日,周大哥说他在南方有生意,可以带我去,给我安排工作。我有点动心,但怕他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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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20日,出院。王建军来接我,当着护士的面就骂我丢人现眼。我决定了,跟周大哥走。”
“1990年12月3日,到了临州。周大哥给我办了新的身份证,叫‘刘芬’。他说这是为了我好,怕王建军找到我。我相信他。”
日记前半部分记录的是对新生生活的期待:买了新衣服,学会了用煤气灶,第一次去公园拍照(就是那半张菱角湖的照片)。
转折出现在1991年3月。
“1991年3月25日,周大哥带回一个男人,说是老家来的朋友,叫张建国。我吓坏了,张建国认识我,认识王建军。周大哥让我别担心,说他会处理。”
“1991年3月28日,张建国来找我,说知道我身份,要我给他五万块钱封口费,不然就告诉王建军。我哭着求他,他说三天后拿钱,不然就报警。”
“1991年3月29日,我把张建国的话告诉周大哥。周大哥脸色铁青,说‘我来处理’。我问他怎么处理,他不说。”
“1991年4月2日,周大哥一晚上没回来。早上回来时,衣服上有泥,手在抖。我问张建国呢,他说‘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有了不祥的预感。”
看到这里,会议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