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又开会了。
太平洋时间9月10日晚上八点，维他岛上空的倒计时还剩最后四个小时，一分钟一格地往零上走，万国宫的紧急会议提议程序，就已经在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加密信道里跑完了全流程。
议题只有一行字：
“关于审议‘世界之巅’赛事期间新神会多次单方面变更规则及重大伤亡事件的问责与制裁。”
措辞很讲究。
问责，制裁，掷地有声，正义凛然。
可收到通知的那五位代表，没有一个人熬夜去读那份长达四十七页的附件。
他们太熟悉这种文档了，真正要说的话，从来不在纸上。
也没有人对结局抱有任何幻想。
第一名的积分是一万一千二百零三分，第二名七百五十三分。
而那个人现在已经是武尊。
剩下的几个小时，不过是给一场从头到尾只属于一个人的独角戏，谢幕。
九月的日内瓦，已经是另一种颜色了。
五月的嫩绿早褪成了沉沉的墨绿，阿丽亚娜公园里最老的那几棵椴树开始落叶，一夜风过，石子小径上便铺了薄薄一层金黄，被晨光一照，象谁撒了一地的旧铜币。
日内瓦湖的蓝也深了几分——融雪的季节过了，湖水沉淀出一种冷静的、近乎墨色的蓝。
一百四十米的喷泉依旧日复一日地把湖水抛上高空，再化成细雨落回去，只是风向变了，水雾不再扑向公园，而是斜斜地散在湖面上，被初秋的阳光照出一片碎银。
万国宫正门前，一百九十多面国旗在风里猎猎作响。
断腿长椅还立在广场上，椅背直指天空。
断口处的裂痕比五月时深了些——也许是雨水冲刷的缘故，也许只是看的人心情不同了。
等到代表们真正坐进安理会会议厅时，大洋彼岸的比赛已经落下了帷幕。
而这间会议厅里的空气，比阿尔卑斯山顶十月的初雪，还要冷上三分。
会议定在上午十点。
九点五十分，五位常驻代表陆续落座。
美国代表还是那位非裔女性，还是那身剪裁利落的套装，只是藏青换成了更深的炭灰，珍珠耳环换成了一对极小的钻石耳钉。
她走进来的步子和从前一样稳，但细心的人能看出来，她在落座之前，目光在桌上那份四十七页的附件上停了半秒。
半秒。
然后她拉开椅子，把公文包搁在膝上，从头到尾没有再碰那份附件一眼。
俄国代表来得最晚。
外交部副部长还是那张横肉纵横的脸，但眼袋比五月时深了一层，深到再厚的粉也盖不住。
他坐下的动作很重，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一声短促的钝响，然后他伸手柄麦克风往自己面前拖了拖，那只手上，无名指的指节多了一道结着暗红血痂的新伤。
没人知道那道伤是哪来的。
也没人问。
英国代表依然坐在惯常的位置上，依然带着那副不咸不淡的表情。
她的笔记本从三本变成了四本，五月那十五天的三本早已锁进伦敦的保险柜，此刻摊在桌面上的第四本，第一页只有一行今晨刚写下的字：
“五月，我们投票通过；九月，我们讨论制裁。”
字迹工整，力透纸背。
法国代表到得比谁都早，也比谁都安静。
银发梳得一丝不苟，深灰三件套熨帖得象第二层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