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戎入侵时无人救援，身死国灭，成为历史的笑柄。“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准则，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认为从政者必须明辨义利之分，始终将“义”放在首位，不贪图私利、不徇私枉法。对从政者而言，“明义”便是要坚守道义原则，以国家利益、民众福祉为重，不为个人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便是要明辨是非曲直，坚守公正公平的原则，不偏袒、不徇私，始终以道义规范自身的言行与治理举措。孔子曾批评季康子“患盗”，主张“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强调从政者若能明义修身、不贪图私利，民众自然不会偷盗，这正是“正己而后正人”的生动体现。
孔子认为，从政者“正己”之后，便能自然实现“正人”与“治国”的目标，这一逻辑的核心，在于“表率作用”的发挥。在儒家的治政理念中，从政者尤其是君主与上层官员，是社会的表率与标杆，其言行举止会对民众产生深远的影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滕文公上》），从政者的品行修养与言行规范，直接决定着社会风气的走向与治理秩序的好坏。若从政者自身修身正己、躬行仁德、坚守礼义，便能为民众树立良好的榜样，民众自然会纷纷效仿，进而实现“风行草偃”的治理效果；若从政者自身失德失正、言行不端、贪图私利，便会误导民众，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秩序混乱。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明确指出治国理政的核心在于“正”，而“正”的关键在于从政者自身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只要从政者能够正己修身，那么民众自然会随之正心向善，治理国家便会水到渠成。
这种“表率作用”的发挥，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各个层面。在朝堂治理方面，从政者若能正己修身、坚守礼义，便能规范君臣关系，实现朝堂秩序的和谐稳定。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君主若能以礼对待臣子，尊重臣子的人格与意见，以身作则、修德正己，臣子便会以忠事君，尽心履职、直言进谏。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自身修德正己、虚心纳谏，不贪图享乐、不刚愎自用，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管仲则尽心辅佐、直言进谏，为齐桓公制定了“尊王攘夷”“轻徭薄赋”的治国方略，最终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而吴王夫差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自身失德失正，不听伍子胥的忠言劝谏，反而重用奸佞伯嚭，最终导致吴国由盛转衰，被越国灭亡。在民生治理方面，从政者若能正己修身、体恤民众，便能赢得民心，实现民生安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强调从政者要节俭用度、关爱民众，役使民众要顺应农时，不影响民众的农业生产。孔子在鲁国担任中都宰期间，自身率先垂范、勤政爱民，推行“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的治理举措，以自身的正己修身带动民众向善，使得中都境内社会秩序和谐、民众安居乐业，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充分体现了“正己而后正人”的治理成效。
反之，若从政者不能正其身，却妄图正人、治国，最终必然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在孔子看来，“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并非简单的反问，而是对从政者的深刻警示——自身言行不端、失德失范的人，没有资格去纠正他人、规范秩序，即便强行推行治理举措，也必然会遭到民众的抵制与反对，无法实现真正的治理目标。春秋时期，卫懿公沉迷养鹤，荒废朝政，对民众横征暴敛，自身失德失正，却妄图让民众为其效命，最终在狄人入侵时，“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闵公二年》），民众纷纷拒绝出战，卫懿公身死国灭；齐襄公荒淫无道、滥杀无辜，自身失德失正，却妄图通过暴力手段压制民众、规范臣子，最终被公孙无知所杀，齐国陷入长期内乱；晋灵公奢侈残暴，“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宣公二年》），自身失德失正，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