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他把首笔授权协议的签约过程讲了一遍——不是讲商业条款，是讲他在签署前问陈醒的那个问题：“路谁修？”以及陈醒回答他之后他自己的理解。
“我是商人。”黄志强在发言中直截了当地说，“商人要算帐。我给未来科技付授权费，是因为天罡os让我的设备能兼容更多应用，兼容性就是竞争力，竞争力就是利润。我付的授权费，百分之五十进了生态合作基金。这笔钱的一部分可能流向了密支那培训点，一部分可能流向了造芯学院奖学金，一部分可能流向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我作为付费方，有没有权利知道这笔钱具体流向了哪里？如果在商用授权收入与公益支出之间创建详细的追朔链条，那这套追朔系统的建设和维护成本，会不会反过来吃掉更多的基金份额？”
他的问题落在会议厅中央的矮桌上，象一个被轻轻放下的砝码。没有人立刻回答。方程在笔记本上记下了黄志强的问题，在旁边标注了一个制度设计的要点——“付费方对资金流向的知情权与追朔系统成本之间的平衡”。
第二个发言的人是法蒂玛。她走到圆形空地中央的矮桌前，把发言提纲放在桌上，没有看稿子。她用还不完全流畅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的中文开始了发言。
“我在培训车间学焊接的时候，烙铁是旧的，焊锡丝是生态合作基金买的，教我的老师是合城派来的。我不用付一分钱。现在我毕业了，进了产线，每个月拿工资。我回头想——那间培训车间是谁付的钱？是那些在爪哇、在万象、在仰光签了授权协议的公司。他们的钱变成了我手里的焊锡丝。”
法蒂玛停顿了一下。会议厅里很安静，安静到可以从扬声器里听到印巴装配厂车间里远处一台贴片机的规律运转声——那是王磊的手机收音。
“我觉得我应该还给培训车间一些东西。不是把钱还回去——我现在工资不多。是把我的经验还回去。我已经在培训车间带了两批新学员。她们的签到表和我的那张签到表放在同一个档案柜里。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带学员的时间算不算一种‘公益投入’？如果算，那这个投入的价值怎么计算？如果不算，那公益项目的帐本就只能算钱，不能算人。只能算钱的公益，是不是漏掉了最重要的东西？”
方程在法蒂玛发言时一直在做速记。她在第二个问题中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制度概念——公益投入的核算口径。季度报告中的公益支出目前只核算了资金支出，未核算过非货币化的贡献。如果法蒂玛带学员的时间被计入公益贡献，那么公益项目的资源统计口径就需要从“资金投入”扩展到“贡献时间”和“技能传递”的价值计量。但非货币贡献的计量标准在公益审计领域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既容易低估，也容易被虚报。
法蒂玛坐下后，黄志强在视频中举手要求再补充一句。苏黛示意他可以发言。黄志强说：“法蒂玛说她用经验还回去。这个我做不了——我不会修手机。但我可以把我南洋万通的两个技术员每个月派到密支那培训点做两天义务培训。他们讲的东西和法蒂玛不一样，法蒂玛讲焊接，他们讲售后。我想问的问题和法蒂玛一样——他们那两天要不要被算进生态的公益贡献里？如果算，南洋万通明年续签商用授权协议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公益贡献折成一部分授权费减免？”
这个问题让会议厅里出现了今天第一阵明显的讨论声。黄志强的问题实质上触碰到了市场化与公益平衡中最棘手的交叉点——公益贡献能不能在商业合同中获得可量化的对价？如果可以，公益贡献的核算标准怎么定？由谁来定？由谁来审计？如果定得不好，公益贡献就会变成商业谈判中的筹码，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回馈行为。
李明哲从日内瓦通过视频接入了这一段的讨论。他在联合检测验证工作组的谈判中积累了丰富的跨制度规则设计经验，他指出了黄志强和